來聖保羅近一周時間，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一直沒能觸碰到塗鴉。事實上，和里約熱內盧一樣，聖保羅的街頭同樣被各式各樣的塗鴉所佔據，即便是一些十幾層的高樓外牆，也有彩色的噴漆，不得不佩服巴西街頭藝術家的創造力。
有意思的是，隨著塗鴉文化的不斷發展，巴西人已經不太滿足於在牆上創作，時報記者就在聖保羅街頭發現了一群在銅版紙上塗鴉的年輕人，將塗鴉精神換一個方式延續，成了巴西年輕人的新創意。
塗鴉反對世界盃
街頭藝術家的抗議方式
34歲的保羅・伊東是聖保羅的一位街頭藝術家。去年5月，他在當地一所公立學校大門上繪製的反對世界盃的壁畫為其贏得了國際名聲。這幅作品中，一個哭泣、饑餓的巴西男孩手持刀叉，但前面桌子上的盤中擺著一個足球。伊東把畫上傳到攝影網站licker和社交網站上，很快，這幅塗鴉在Twitter網上的轉發量超過5萬次，伊東的用意很明顯，就是為了反對世界盃的舉辦。
伊東顯然不是第一個用塗鴉來表達憤怒的街頭藝術家，像伊東這樣的人在聖保羅還有很多。“FIFA GO HOME”(國際足協滾回家)是他們最直接的表達。當然，更具美感的藝術創作才是他們塗鴉的初衷。
由於世界盃的舉辦，聖保羅有關足球的塗鴉變得多了起來。尼馬無疑是最受歡迎的一個，在大多數的塗鴉作品中，尼馬總因為他的“洗剪吹”而格外受寵；美斯和C.朗拿度也是街頭塗鴉中的主角。當然，既然是反世界盃，國際足協主席白禮達的身影自然少不了，將他裝扮成豬頭和惡魔一般是最受巴西人青睞的一種形式。
據在中華街開了15年中餐館的台灣老板介紹，巴西政府對於塗鴉基本抱以允許的態度。此前有報道稱，有一名巴西年輕人甚至跑去當地警察局門口塗鴉，但結果也只是道歉了事。
街頭的亮麗風景 塗鴉也有底線
相比足球和草根氣息更為濃重的里約，聖保羅街頭塗鴉作品的內容要更為廣泛。有些只是寥寥幾筆的速寫，有些更是通過標語來體現。不過不論這群城市“繪畫者”如何揮灑創意，一定不會涉及粗俗和惡毒的言語，這是他們的底線，同樣也是聖保羅這座城市管理者的底線。
菲菲・塔拉韋拉是學藝術出身的，她畢業後走的是一條傳統路線，跟畫廊簽約做職業藝術家。但是當她發現這座巴西最大的城市聖保羅的街道到處都可以進行創作的時候，她決定投身街頭藝術家之列。塔拉韋拉喜愛的主題是顏色鮮豔的怪獸。在記者所住酒店不遠處的大阪橋的一側，就有她一幅哥斯拉的作品，這幅塗鴉也成了來中華街的遊客合影的好地方。
除了塔拉韋拉，聖保羅的街頭藝術家還有很多。在《每日郵報》此前的一期專題中，就有所列舉。比如出生於1978年的亞曆山大・奧利昂，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在聖保羅一個地下隧道中創作的。他用300米長的骷髏頭系列創作將被汽車尾氣所汙染的隧道牆壁進行了“清洗”。奧利昂的許多作品都提醒人們對城市環境的關注。此外還有巴西塗鴉藝術先驅之一的斯比圖(Speto)，他已經進行了長達40多年的創作。
據記者了解，塗鴉其實並不容易，同樣需要很高的藝術功底，即便很有天賦，也至少需要五六個月的學習時間。
巴西年輕人的藝術形式 從塗鴉里看到未來
位於市中心的聖保羅大教堂前的廣場，一直都是全巴西甚至南美其他國家街頭藝人的天堂。在這裡，你可以見到各種各樣的藝術形式：魔術、彈唱、素描不一而足。不過，在眾多街頭藝人中，四名年輕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們用油漆、火罐作畫的方式實在有些特殊。
“這是塗鴉嗎？”通過翻譯Julia，時報記者試圖和他們攀談，結果和大多數巴西小販一樣，光顧是一切交流的前提。為此，時報記者不得不花了30雷亞爾買了一幅畫。
這四名年輕人中有三名是巴西人，而年紀稍大的一名則來自秘魯。據賣畫給記者的山齊士介紹(Abel Sanchez)，他們都是巴西幾個藝術學院的學生，趁著世界盃來這裡賺點外快。
此前，山齊士和朋友們也都醉心於街頭塗鴉，但慢慢地，他們發現塗鴉並不能完全將他們的內容傳遞給別人。為此，他們合計了一下後，決定在紙上塗鴉。“一方面這樣比較容易，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用這樣的方式，將塗鴉從牆上搬到紙上，可以分享給更多人，也算是對塗鴉精神的延續。”山齊士說。
記者觀察發現，紙上塗鴉的方式其實和牆上塗鴉差不多，也是用噴漆罐、海綿、紙片等很普通的工具。唯獨不同的是，在紙上塗鴉可以做一些模具，這是牆上塗鴉所不具備的。
山齊士告訴記者，他們的創意不乏支持者，“最近幾天，每天都能賣二三十幅。”以一幅30雷亞爾，兩幅50雷亞爾的價格計算，山齊士他們一天的收入最高甚至可以接近1000雷亞爾(相當於2800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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